这里要讲的是在20世纪初期，关于橡胶景观的一个典型暴力故事，正如英国驻伊基托斯（秘鲁在亚马孙河流域的主要河港城市）的领事所说：“整个印第安族群都在蒙大拿州遭受奴役，那里种植着可以采胶的恶魔植物——橡胶树。印第安人越狂野，奴隶制度就越邪恶。”通过将卡斯蒂利亚橡胶树描述为魔鬼，这种作物被赋予了能动性。此外，被当作割胶工奴役的无助的美洲印第安人，因为自己的悲惨处境而受到指责，他们的罪名是野蛮。不过，大多数关于这一臭名昭著的事件的记录都指向朱利奥·塞萨尔·阿拉纳（Julio César Arana），将他描述成邪恶的行动者。作为当地的克里奥尔（Creole）精英中的佼佼者，阿拉纳于1995年当选伊基托斯市的市长和商会会长。当时，他因为获得了12000平方英里的亚马孙雨林而赚取了大量财富。他想从（亚马孙河的支流）普图马约河沿岸的大量卡斯蒂利亚橡胶树中提取天然橡胶，以供给不断扩张的欧洲和美国轮胎工业。他还用他的轮船“自由号”垄断了普图马约河沿岸的橡胶运输生意，从而确保没有人未经他的同意就从该地区提取天然橡胶。阿拉纳掌管着庞大的秘鲁亚马孙橡胶公司，该公司在伊基托斯、亚马孙盆地的主要贸易站马瑙斯（巴西）以及全球橡胶贸易中心之一的伦敦都设有办事处。

　　从热带丛林中提取商品并将其投放到国际市场的商业模式，非常吸引那些乐于收购此类公司股份的英国投资者，这些投资者兴高采烈地购买了该公司的股票。只是劳动力问题仍然令人苦恼，当时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激励措施来说服人们在雨林尽头的工棚里安顿下来。除了从雨林中央的150多棵树中采割橡胶汁，割胶工人还要负责固化这些汁液，在自己的棚子里燃烧乌库鲁里果来熏制橡胶，这种做法会产生有毒的碳酸烟雾。割胶工人需要旋转一根涂有橡胶液的棒子，每天用三个小时的时间将棒子反复地浸入橡胶汁并旋转，从而让硬化的橡胶块越变越大，最终制造出质量为50磅的硬化橡胶球，为运往下游的伊基托斯做准备，然后再从那里将橡胶运往亚马孙盆地的一个跨洋港口。

　　阿拉纳最初依靠大量的巴西流民（flagelados），这些工人因为19世纪90年代末厄尔尼诺现象导致的干旱而被迫离开巴西东北部的棉田和甘蔗田。据估计，截至1912年，这些移民中约有19万人在亚马孙河流域割采橡胶。在繁荣的橡胶产业的吸引之下，从踏上亚马孙之旅的那一刻起，他们就与承包人签下债务契约。除了渡河的费用，债务中还包括割胶刀、吊床、杯子、水桶和食品的费用，这些都是在公司的商店赊购的。这种典型的债奴计划对阿拉纳来说还不够。据说，他在被醉酒的巴西割胶工殴打之后，开始考虑培养更顺从的工人。他转向了当地的美洲印第安人，他从巴巴多斯引进200名西印度人，组成的私人军队恐吓这些美洲印第安人，这些西印度人都是与阿拉纳签订了两年合同的英籍人士，他们不受秘鲁法律的约束。英国驻里约热内卢总领事罗杰·凯斯门特（Roger Casement）发现了表面上受人尊敬的英国公司的利润，与暴力的榨取方法之间的联系：1904—1910年，秘鲁亚马孙橡胶公司在伦敦市场上出售了大约4000吨橡胶，赚取了96.6万英镑的利润，而这意味着他们至少杀害了3万名原住民，而原住民的总人口为5万。在英国政府的委托之下，凯斯门特调查了该公司的行为，谴责了“故意枪杀、火烧、斩首或鞭打致死等谋杀行为，这些行为往往伴随着各种残酷的折磨”，折磨的对象就是那些没有完成橡胶配额的人。他直言不讳地描述了儿童身上的“大面积鞭痕”以及“只有五六岁……长着柔软、温柔的眼睛和长长睫毛的小男孩”如何经常用他们“小小的肩膀扛着至少30磅，甚至更重的橡胶”穿过森林。

　　凯斯门特被当之无愧地誉为人权的早期捍卫者，他谴责了20世纪的头几十年里，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和现代技术的结合导致的新形式奴隶制度：“轮船和蒸汽发动机，现代军备以及现代政府的全部布局都对［奴隶制的蔓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股票赌博和股票市场则是该布局的主要内容。”这个概括性结论不仅来自凯斯门特在亚马孙的所见所闻。在巴西和秘鲁的经历之前，他已经撰写了一份关于刚果自由邦的报告，刚果自由邦当时是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Leopold Ⅱ）的私人殖民地，也是19世纪欧洲分割非洲的缩影。凯斯门特所描述的暴行包括欧洲工头的惯常做法：对于那些没有从雨林中的胶藤上采集足够多橡胶以完成配额的刚果人，欧洲工头会砍掉他们的双手作为惩罚。殖民地武装警察——治安队在刚果橡胶产区实施的极端暴力导致人口灾难性减少，从1880年的2000万左右减少到1911年的850万。凯斯门特报告的内容还不是最可怕的。新教传教士详细地讲述了独木舟满载着熏制过的人手，给食人犬喂食的故事，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在他最著名的一部长篇小说中，带领读者沿着刚果河而上，给他们展示了一座比利时堡垒中装饰着人类头骨的花坛：欧洲人在刚果发现了他们的“黑暗之心”。

　　凯斯门特既指出具体个人（比如阿拉纳和利奥波德二世等人）的罪行，也指出欧洲殖民主义是新形式奴隶制蔓延的主要原因。他并没有将暴力归咎于个人行为，而是将现代帝国的利润和榨取逻辑视为暴力的主要动机。然而，凯斯门特接触过的最爱挑衅的学者之一，人类学家迈克尔·陶西格（Michael Taussig），对凯斯门特关于亚马孙橡胶农作物景观中的暴力动态的假设提出了质疑。在仔细阅读了凯斯门特的报告之后，陶西格引用了阿拉纳雇用的残酷工头的一段话，这些工头“已经对橡胶采集完全无感了——他们只是以印第安人为食的猛兽，以暴力杀害或者伤害印第安人为乐。”这段文字表明，利润和贪婪并不能解释凯斯门特所描述的行为的残酷性。又或者，正如陶西格所说：“恐怖和折磨不仅源于市场压力，还源于邪恶文明的构建过程。”为了理解这种构建，陶西格用不那么自信的行动者取代了从被奴役的印第安人那里，榨取最大价值的邪恶而强大的工头：阿拉纳雇用的来自西印度群岛的工头已经负债累累，这使他们的自由意志受到质疑。更重要的是，工头们过度担忧自己的脆弱性，而且害怕遭到被视为野蛮人的印第安人的攻击。尽管凯斯门特的言辞夸大了美洲印第安人温顺平和的个性，将他们描述为没有充足能动性，并处于权威工头的完全控制之下的幼稚生物，但陶西格呼吁人们注意阿拉纳和他的工头是如何被暴力食人者的画面困扰的。他们的邪恶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他们将土著人扭曲为野蛮的食人者。或者，正如上文引述的英国驻伊基托斯领事所说：“印第安人越狂野，奴隶制度就越邪恶。”亚马孙地区和刚果地区爆发的猖獗的暴力行为与其说源于对低等人民的不受控制的权力感，不如说源于所谓的文明人在所谓的荒野中的脆弱感。

　　围绕亚马孙和刚果橡胶生产的人权丑闻让欧洲控制的企业尴尬不已。但是，自从1913年起，东南亚就取代了上述两大区域成为全球天然橡胶无可争议的主要产区，这一切的幕后推动者就是非人类行动者。巴西有着悠久而暴力的奴隶种植园历史，即17世纪东北部巴伊亚州的甘蔗种植园和19世纪帕拉伊巴州的咖啡种植园。20世纪初，巴西似乎应该在亚马孙地区发展橡胶种植经济。但这种情况并未出现，首先，最重要的原因是当地的叶枯病。几千年来，橡胶南美叶疫病菌和咖啡驼孢锈菌一直与生产高质量橡胶的橡胶树共同进化。森林中众多种类的树木中，低密度的三叶橡胶树是树木对真菌的最佳防御（这种树分泌的橡胶进化出了驱除有害生物的功能）。但是，在种植园系统中，单一的三叶橡胶树却被证明是真菌灾难性传播的理想土壤，并导致橡胶种植园最终失败。尽管进行了很多尝试，其中包括亨利·福特（Henry Ford）设想的著名计划，即在巴西帕拉州建立福特兰迪亚，但是亚马孙地区的橡胶种植园一直没有取得成功，大部分橡胶仍然是从森林中零散分布的三叶橡胶树上采集的。

　　但是东南亚的情况就不一样了，那里不存在橡胶南美叶疫病菌这种真菌。著名的三叶橡胶树种子在19世纪70年代通过伦敦的邱园从亚马孙走私到马来亚、锡兰、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越南，并在既有的甘蔗和咖啡种植园系统中进行种植。另一种同样著名的真菌——咖啡驼孢锈菌，曾经摧毁了该地区的阿拉比卡咖啡种植园，这激发了人们投资新商品的兴趣，并为橡胶农作物景观的扩张开辟了道路。在发达的商业和付酬劳动力循环的基础上，巴西三叶橡胶树的种植面积迅速扩大，从1910年的110万英亩增加到1920年的400万英亩，到了1940年已经变成1000万英亩。大多数历史叙事都指出欧洲植物猎人和植物学家在橡胶生产从南美洲转移到东南亚的过程中起到的作用，然而，虽然认识到人类在这个故事中所起的作用，但这一种叙事却荒唐地忽视了橡胶南美叶疫病菌和咖啡驼孢锈菌在橡胶树的跨越洋旅行中起到的作用。

　　欧洲人和中国人新建的大型庄园将橡胶树带到了偏远地区，如柬埔寨的红土地、苏门答腊和马来亚的丛林以及新几内亚的内陆。种植园的种植空间井然有序，树苗被低密度地成排种植，杂草被清除得很干净，而这些都依赖远方源源不断地补充的契约劳工。当地人不愿意生活在这样的纪律制度之下。到了1911年，已经有大约18万名“苦力”在马来亚的橡胶种植园工作，其中10万人来自印度，18000人来自爪哇，大约46000人来自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入侵马来亚之前，劳工的总人数已经达到大约35万人，其中22万来自印度，8.6万来自中国。法国拥有的种植园也严重依赖进口劳动力，到了1940年，大约有10万越南工人在越南的橡胶种植园工作。自19世纪以来，工人一直是开往马来亚的船只的主要“货物”，但这种运营规模却是史无前例的。在这一区域，也有许多与凯斯门特相似的人：从来不缺少谴责大批移民劳工遭受的虐待的人。疟疾、痢疾和腹泻在马来亚橡树场的泰米尔工人中肆虐，1910年，这些人的死亡率高达千分之五十。报告还提到了过度拥挤的营房住宿、营养不良、苛刻的工作制度以及常常出现的殴打，工人们被当作“被监工恐吓的人类牲畜”。

　　陶西格重新审视了普图马约的说法，对亚马孙地区关于橡胶采集的暴力故事中不同角色的作用提出了质疑，而安·劳拉·斯托勒（Ann Laura Stoler）对荷属苏门答腊岛上的种植区德利做出的解释同样引人注目而复杂的解释。从19世纪下半叶起，岛屿北部约100万公顷的丛林被改造成欧洲控制下的大型庄园，用于种植烟草、茶叶、油棕，当然还有橡胶树。这个地区因劳工暴力以及种族和社会歧视而出名（臭名昭著），与爪哇更为宽松的制度和当地较多的克里奥尔人形成了鲜明对比。除了深入研究这种区别的原因，斯托勒也有兴趣展示以欧洲和非欧洲为标准的划分究竟有多么不稳定。斯托勒没有接受殖民政权强加的划分方法，而是探究了这种分裂产生的原因，揭示了产生白人和非白人身份以及维持种族隔离的日常做法。斯托勒认为，德利娼妓数量的激增有助于维持种植园欧洲雇员的白人身份。考虑到仅靠种植园雇员的工资难以养家糊口，雇员宁愿接受卖淫这种社会糟粕，也不愿意组成贫穷的白人家庭，因为这种家庭的生活水平与非白人没有区别，这样就会模糊种族的界限。在对白人贫困的恐惧之上，还叠加了典型的对横行霸道的亚洲苦力的恐惧，白人雇员认为亚洲苦力会杀死他遇到的每一个白人。就像在亚马孙一样，我们在德利看到的实施暴力的人，并不是勇敢、自信的白人殖民者，而是那些总是对周围环境感到恐惧，并过分意识到自己白人地位脆弱性的人。

　　陶西格和斯托勒等学者的工作凸显了普图马约森林和德利种植园的橡胶农作物景观的重要作用，它们被用于质疑关于能动性和殖民暴力的过度简化的调查分析。但看看橡胶生产的平凡数据，我们就会发现，从长远来看，这两个地点实际上都无法与其他地区的天然橡胶提取工业竞争。在东南亚，橡胶生产早期被大种植园垄断，后来本土小农的贡献越来越多。20世纪60年代，马来西亚小农场的橡胶树种植面积超过了大庄园；荷属东印度群岛的统计数据表明，截至20世纪30年代，小农场的橡胶产量已经占橡胶总产量的一半以上。这就是我们在第三章中探讨过的历史轨迹。本章，我们更感兴趣的是强调这些数据如何表明橡胶历史上存在被低估的行动者。

　　相对于只有一种作物的大型农场，东南亚当地垦荒的农民把橡胶树添加到他们多种作物轮作的种植系统中，在刚刚清理出来的森林空地里，巴西橡胶树的种子与第一季水稻一起被密集地种植，这与大橡胶树庄园的单一农作物系统形成对比。虽然种植园一直在与害虫、水土流失或劳工抗议做斗争，但其不需要高强度的维护：3—5年后，种植者只需要把低矮的灌木丛清除掉，就可以得到橡胶树了。一位敏锐的观察家曾经很有说服力地指出，“在小农系统中添加橡胶树不需要花费任何精力、金钱或其他东西”。因此，东南亚小农橡胶种植系统的胜利让人们不再把橡胶树与普图马约的魔鬼树联系起来。它还暗示了一种不太确定的能动性概念：与殖民公司雇用的种植园苦力相比，亚洲小农不但拥有更多能动性，而且在控制巴西橡胶树繁殖条件方面也没有那么严格。换句话说，他们认识到非人类行动者的力量，更愿意利用自己小块土地中已经存在的元素来组成新的农作物景观。

　　亚马孙地区橡胶的故事也没有什么不同。尽管在20世纪初，巴西橡胶因为东南亚种植园产量急剧增加而丧失了在国际市场上的主导地位，但是由于采取了保护主义的措施，它在国内市场的地位保持不变。巴西亚马孙河流域割胶工人的工作从来都不轻松，但也不像凯斯门特所描述的普图马约那样恶劣。来自巴西东北部贫困地区的割胶工人，虽然受到河流交汇处的仓库所创建的信用分配债务系统制约，但是比普图马约河沿岸被阿拉纳奴役的当地人拥有更多能动性。值得注意的是，阿拉纳之所以转向当地居民，是因为他发现巴西的割胶工反抗性太强。此外，以福特兰迪亚为代表的亚马孙地区的专业橡胶种植园的失败，不仅是由于真菌的肆虐，也是由于难以把森林中拥有自己工作节奏的割胶工转变为能够按照美国的科学管理技术完成任务的付酬工人。这种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结合的例子，很好地说明了当能动性被质疑时，历史写作出现的可能性。

　　没有哪位作家比欧几里得·达库那（Euclides da Cunha）更善于揭示人类与非人类之间意外交集的历史重要性。这位巴西工程师兼作家，曾在20世纪初调查过巴西、玻利维亚和秘鲁之间有争议的亚马孙边界，他坚持认为应该从丰富的人类存在的角度来理解该地区，而不是将其描述为空旷的荒野。像凯斯门特一样，对于秘鲁领土上掠夺性的橡胶开采，库那进行了极其严酷的描述，比如，“洗劫周围的环境，在方圆几里格的范围内进行杀戮或奴役。橡胶收割者要等到最后一棵天然橡胶树倒下才能离开”。库那将这种凄凉的景象与巴西东北部旱灾难民的成就进行对比，后者能够在没有官方支持的情况下，在热带雨林中建造居所，这个地区就是今天的巴西阿克里州。在其民族主义描述中，库那对小型社区在林间空地上的蓬勃发展感到高兴，这些小型社区一边收割橡胶树，一边种植玉米、豆类、马铃薯或木薯等农作物，展示出“被精心照顾的果园和精细的农耕方式”。库那的描述过于乐观了，但是他的叙述的确把割胶工从巴西历史上诸多暴行的对象——因为旱灾而被驱逐、由于棉花和甘蔗种植园歉收而一贫如洗、被当地商人和订约人剥削压榨——转变为国家历史的积极参与者，他们居住在亚马孙的橡胶田里，宣称巴西的阿克里州是自己的国家。

　　20世纪80年代，亚马孙地区巴西割胶工社区的实践价值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奇科·门德斯（Chico Mendes）是来自东北部的旱灾难民的儿子，也是阿克里州的一名割胶工，他将当地的劳动力需求与美国和欧洲日益高涨的环保主义联系起来，后者对热带雨林的大火及其给生物多样性带来的损害表示担忧。门德斯和他的割胶工联盟提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观点，即他们收割橡胶的做法促进了森林保护，同时也使当地社区的经济得以维持，他们将这一案例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并得到了官方认可。巴西政府于1990年首次划定了“割胶保护区”，用于防止牧场边界的威胁性扩张导致热带雨林的减少。“割胶保护区”这一尴尬的概念让人们认识到，对自然区域和人造区域进行严格划分，实际上会破坏亚马孙雨林，而橡胶农作物景观有助于保护雨林。如果把亚马孙河流域看作旷野或者丛林，就无法想象该地区的树木分布模式在多大程度上是由美洲印第安人刀耕火种的耕作实践决定的，这些耕作实践促进了植物的某些联系，同时阻止了其他植物的繁殖。这并没有把亚马孙雨林变成人造种植园：林间空地寿命很短。这种观点反映了门德斯和割胶工工会是如何在长期实践的基础上，拒绝将世界划分为“被动的自然”和“主动的人类”的，他们认识到了组成农作物景观的元素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橡胶树在保障阿克里州居民的生计方面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而阿克里州居民反过来又对保证树的生存和繁殖至关重要。不幸的是，1988年，奇科·门德斯被一位下定决心要破坏森林和森林生物的农场主杀害。21世纪，这种残酷的事情只会变得越来越普遍，这证明了巴西的橡胶农作物景观仍然是一个充满暴力的地方。